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一位比较特殊，他很早就参加革命，劳苦功高，曾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建国后，他出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也算是功成名就，位高权重了。但他却心怀不满，依仗老资格，自我标榜，瞧不起资历较浅的省委干部，处处与省委唱反调，由此造成恶劣影响。更荒唐的是，他竟然给中央写信，要求当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由此，此人也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没贪污受贿，也没违法犯罪，却被一撸到底，由革命功臣、副省级干部变成了一个普通群众，闲云野鹤。
——湖北红安县人，1906年出生，他的家乡七里坪镇，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受当地轰轰烈烈闹革命的热潮影响，戴季英很早就参加革命，20岁入团，21岁入党，参加黄麻暴动，并出任总指挥部成员兼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鄂豫皖根据地开创初期，戴季英就代理黄安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同时也是第七军的实际领导人。鄂豫皖省委成立时，戴季英任省委委员，随后又出任红25军74师政委。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他出任重建的红25军政委，与军长徐海东搭档。同时，戴季英还兼任74师政委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25军长征后，戴季英改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后又任军参谋长，鄂豫陕省委委员，鄂陕特委书记，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抗战时期，戴季英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与高敬亭搭档。高被错杀后，戴季英任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夏，他与王树声一起，受组织委派赴河南，出任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兼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参加了中原突围。后又参与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担任鄂西北军区政委。
建国后，戴季英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是位副省部级领导干部。当时，开封是河南省省会，戴季英出任这个职务，也不算小了。毕竟，能在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中幸存下来，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是既幸运又幸福的，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对比在战争中牺牲的无数个先烈，活下来的人应该倍加珍惜。但戴季英却不这么想，他感到忿忿不平，曾经的老乡、同事甚至是下属，如今官都比他大，不少人都在军队中身居高位，担任要职，而自己只是一个市委书记。更让他不服气的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张玺、吴芝圃、刘杰等人，无论是党龄、资历、战功、威望还是贡献，都远逊色于自己。
于是，戴季英不服从省委的领导，经常发牢骚，与省委对着干，发表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倚老卖老，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指责省委领导是左派。对于省委所贯彻的中央开展的“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三反运动，戴季英公开表示异议，由此导致他与省委的矛盾骤然尖锐起来。这还不算，1952年初，戴季英竟然直接给中央、毛主席写信，请求重新评估自己在历史上的贡献，要求当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他认为，已经在8年前(1944年)就已经是河南区党委书记了，如今的职务与历史功绩是不对等的。
平心而论，戴季英的想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那是在解放之初，人心、官场都很朴素的年代，“为人民服务”是一切宗旨，不论什么干部，都是人民公仆。恰巧，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的生活条件很低，而腐败现象开始滋生，部分干部产生了享乐的思想，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令全国都极度震惊，“
可以说，戴季英的信写得真不是时候！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这也难怪毛主席在看完他的信后，勃然大怒，怒斥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随后在信上批示:
像戴季英这样的人，不配当共产党员。共产党也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干部。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永不启用。
》。就《决定》的内容来看，戴季英的错误很严重，无组织、纪律，个人本位主义严重，不判他刑，就算是照顾了。
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实际上，他一直居住在河南当地，据说是隐居在省委家属院里，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1984年，中央恢复了戴季英的党籍，并给予他省部级干部退休待遇。直到1997年戴季英在郑州病逝，享年92岁。
那么，戴季英仅仅是写了一封“要官”的信而已，怎么会对他处罚那么严厉呢？毛主席又为何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其实，这其中还一个因素，那就是戴季英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的历史问题。诚然，他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家，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红25军的发展壮大、中原军区的建立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在红军时期，戴季英就是军政委了，同时还担任过多个要职，劳苦功高。但同时，他也犯过不少错误，有的还很严重，比如当年红25军的肃反运动，他就举着“肃反”大旗，杀过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在陕北，他将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高岗逮捕，严刑拷打，逼迫刘志丹承认自己是改组派，还差点将刘志丹活埋，由此激起了“赤安事变”，陕北根据地也遭受严重破坏。再如高敬亭被错杀事件，戴季英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因为他当时是新四军四支队副司令员，与高敬亭不和。
不过，功是功，过是过！戴季英在革命时期所做的贡献，不应该被忘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况且那时候戴季英年轻气盛，组织制度又不健全，犯错误也在所难免。但是，戴季英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红军时期的肃反运动，他认为那是特殊时期的一种手段，他也是遵照上级的命令搞肃反，自身没错。
80年代，军委组织有关人员编写红25军军史，因戴季英曾是红25军的主要领导人，所以编写组前往郑州拜访戴季英，请他对初稿提点意见。谁知，戴季英依然是拿自己当领导看待，一幅高高在上的样子，他看过初稿后笑着说：“凭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也算是不错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