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地位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们以识人、选人、用人的胆略智慧，挑选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为党和国家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才动力。

　　1921年7月，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中共一大讨论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局机构——中央工作部，并专门设立了组织主任一职，由张国焘担任，此后这一职位名称多次变化。中共二大召开时，党的组织建设已经有了明显发展。1924年5月，中共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正式设立了组织、宣传等部，毛泽东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任中组部长。

　　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回到湖南老家，中共四大便推选陈独秀担任中央组织部主任。此后，李维汉、罗亦农等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

　　192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被捕遇害，周恩来出任中组部长。但由于当时武装斗争激烈，组织工作难以进入正轨。直到延安时期，中共才进入了正常的组织建设时期。

　　1936年，经过艰苦的长征，党中央虽然到达陕北，但党员只剩下3万人，急需大量优秀干部。1937年，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当年12月担任中组部长。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大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延安。这些外来人员一方面成了党的人才库，另一方面也给组织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鉴别知识分子、吸收优秀干部成了陈云的重要工作。1939年5月，陈云又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6条标准。

　　抗战时期，既是党与外敌斗争的时期，也是组织建设工作难得的休整提高时期。中组部在陈云的领导下，从1938年开始，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5年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由于就在窑洞里学习，被大家称为“窑洞大学”。陈云还在抗大的讲演中指出：干部政策，通俗地说，就是用人之道。“‘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他把“用人之道”概括为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在陈云任中组部长的5年多时间里，党不仅解决了十年内战造成的干部短缺问题，还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储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4年3月，党中央出于加强经济建设的考虑，将陈云调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被披露，饶漱石被撤职，后被逮捕入狱。邓小平临危受命，接任中组部长的职位。这时，已经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干部素质愈发重要，干部转型的问题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提高干部素质，中组部在邓小平领导下成立了干部训练处，先后组织了万余名地委书记以上干部进行理论学习，为当时完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基础。此外，中组部还抽调专门人员，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并上报中央。

　　中组部的工作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中组部工作逐渐恢复正常。但经过10年的浩劫，许多干部被立案审查，据统计，当时每100名部长和省长中，就有75人被立案审查。胡耀邦的案头堆积了很多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使被冤枉的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当时组织工作的重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六十一人案”和为习仲勋平反的工作。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他为老干部平反，解决了“文革”结束后党对干部的需求，也为国家发现了一批日后的栋梁之才。

　　此后，宋任穷、陈野苹、乔石、尉健行、宋平、吕枫、张全景、曾庆红、贺国强、李源潮等人相继担任中组部长，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任用进入了规范有序的新时期。

　　第二类：由中央委托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正厅局级，由中组部任免，主要有以下7类。

　　一、副部级国家局的副职。目前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有16个，比如：交通运输部管理的国家邮政局副局长是正厅级，由中央组织部任免和管理。

　　二、31所中管高校的领导班子副职。中管高校的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由中央直接任命和管理，而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是正厅级，其他副职是副厅级，都由中组部任免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