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伊藤博文和明治元老塑造了近代日本的肉身，那么明治天皇和他身边的儒学家们则直接塑造了近代日本的精神，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

　　我觉得很黑色幽默一点就是明治天皇在整个明治时期唯一一次把自己意志贯彻到日本国家政策中去就是他要求必须在日本教育贯彻“三纲五常、忠君爱国”理念，为此他和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明治元老派争执了小二十年。

　　如果说二战前日本教育对人的要求是“和魂洋才”的话，“和魂”就是“三纲五常，忠君爱国”的理念，这是明治天皇以及日本儒学家意志的贯彻。

　　是的，虽然明治天皇号称精通多种学问，但是无论日本还是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治天皇唯一说得上精通的学问是儒学。

　　其实明治维新后一直执政的伊藤博文本人是比较反感“三纲五常”学说的，更反对把这种学说贯彻到日本教育里去。

　　所以伊藤博文最开始支持文部大丞田中不二磨偏向自由主义的教育方案，这就是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

　　帝师元田永孚更是在1879年与伊藤博文展开了公开辩论，这在明治维新历史中非常少见，因为谁都知道元田永孚背后是明治天皇。

　　1880年明治天皇在日本发行外债问题上否决伊藤博文发行外债的决定，可以看作明治天皇以及“宫中集团”对1879年“德育论争”的报复。

　　之所以伊藤博文（日本政府）和明治天皇以及“宫中集团”矛盾没有在1880—1890年这十年间进一步激化，我个人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明治十四年政变（1881），毕竟大隈重信为代表的四国派（土佐藩）、东北派（奥羽贼藩）都直接要求日本改国体为“英式君主立宪”了。

　　明治天皇和“宫中集团”就算再不满伊藤博文，毕竟伊藤博文是主张走“有日本特色的普鲁士立宪之路”的，而大隈重信则是要天皇提前60年变成“吉祥物”，真斗倒了伊藤博文，换大隈重信上台对明治天皇和“宫中集团”更不利。

　　另外，伊藤博文以及他支持的文部大臣森有礼为了应对明治十四年政变，拉拢国粹保守派势力，也为了贯彻他们心目中的“普鲁士立宪之路”，森有礼也必须在日本教育中宣传国家主义和天皇至高无上。

　　从本心来说，伊藤博文是绝对不相信“三纲五常”儒家学说的，森有礼更是一个彻底的西化派，还曾经建议天皇改信基督教，要求日本宗教自由，他更不可能支持“三纲五常”。

　　但是另一方面，伊藤博文、森有礼甚至大隈重信毕竟是19世纪东方政治家，列强国家对亚洲人以及亚洲国家明显的歧视使得伊藤博文、森有礼不可能内心毫无芥蒂的去贯彻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而在面对19世纪西方列强殖民狂潮，作为非欧美国家和有色人种，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比有效的中央集权更能抵御列强殖民的；而有效的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森有礼一面在日本大学教育阶段坚持自由主义，而一面又在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对学生灌输国家主义。

　　日本左翼学者鹤见俊辅所说的日本战前教育的“显宗”和“密宗”，其实就是森有礼“精分式”教育观直接体现。

　　1880年—1890年，这十年是明治维新欧化的十年，也是日本全面近代化的十年，但是这十年欧化也在日本各阶层积累了大量的不满。

　　“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

　　“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由“帝师”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日本官方确认为教育的灵魂与核心，《敕语》中强调：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教育敕语》可以看作是日本各界对于“近代化十年”的反动，也可以看成西方传入东方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东亚“三纲五常”结合，实现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本土化”。

　　而更重的意义在于明治天皇以及日本儒学家在事实上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到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人精神上的父亲。

　　更学究的说法则是儒学虽然在清帝国失败了，但是在日本帝国却成功了，而且是非常成功，被“三纲五常”武装头脑的日本人确实横扫了亚洲群雄，直到二战无条件投降，所以，谁说儒学不行的？